李詠森 《桂林兴坪雪山雾重》 水彩 纸本 1981年 28×25.5cm

  李詠森、冉熙、樊明体、沈绍伦、王碧梧、陆敏荪等六位中国水彩画前辈名家的总计500余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标的，正在找寻合适的买家，妥帖的收藏去处。

  2017年底，它们原本出现在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与赵涌集团-泓盛空间联合举办的展售与拍卖上。

  在拍卖方看来，这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去处——2012年，也正是这家美术馆以2000万元买下作为一个整体标的的“中国第一代水彩画家经典遗珍”520件水彩画，奠定了自身的水彩画收藏基础。

  “作为国资背景的拍卖公司，除了经济效益，我们实际上更注重社会效益。艺术品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成交金额上，更体现在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上。因此，我们不仅要为艺术品寻找买家，更要为它们寻找合适的买家，更好的归宿。”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环中告诉记者。

  他坦言，将这500余件水彩作品打包成一个整体出售，就希望可以保留这批作品的完整性。“这足以让机构能够建立系统性收藏。我们特别希望这批作品能够回到美术馆，让学者和后人能够继续进行研究。”

  相比油画、国画，水彩画属于小画种，大多画幅较小，描绘风景、静物，却以独特的趣味给人美的享受，被冠以“轻音乐”的美名。

  艺术理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曾指出：“水彩画是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之风传入我国的。我国美术家似乎对水彩画有一种特色的感情，他们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艺术的技巧。这是因为水彩画的工具、材料和创作方法，与中国传统水墨画有些接近。水与彩结合的水彩画，比运用油彩的方法作画更轻松、随意与灵便，更易表现笔触和色彩的微妙变化，呈现出生动的情趣，传达作者的即兴感受。”

  此次寻找买家的500余件作品，分别来自李詠森、冉熙、樊明体、沈绍伦、王碧梧、陆敏荪。他们都是中国水彩画的前辈名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彩界以京沪为中心划分为南北两派，这些艺术家也无一例外都是南方水彩的代表。

  李詠森是水彩画元老之一，上海水彩画研究会首任会长，融中西技法为一炉，倡写实水彩之先。他的水彩画习惯于留空填色，萧疏简淡，颇具意境美。

  早在1938年，李詠森的一大批写实水彩画就曾在上海南京路大新画廊展出，令人耳目一新。

  他常常以水彩将祖国的山山水水画得又写实又有韵味。著名诗人艾青称这样的画“往往是极好的风景赞美诗”。

  冉熙曾以水彩画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震惊上海画坛，此后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

  他的水彩画将中国传统水墨画与西方的“湿画”技法相揉合，开创了“墨”与“色”渗化的技法，从“造型”走向“写意”。这样的画用笔简洁，颇有现代意味。运用这样的技法，冉熙画了很多表现上海城市融于四时气氛的都市景观。

  徐悲鸿曾对冉熙的水彩画青睐有加，有意推荐他去法国深造，可惜当时因抗日战争未能成行。

  樊明体曾长期于同济大学教授水彩画。他的水彩画色彩沉着、浑厚，常赋予画面以节奏感，尤其在处理点景人物时得心应手，捕捉鸟瞰场面的大画更是淋漓尽致。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樊明体以一系列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巨大变化与幸福祥和的水彩画作品，深受大众喜爱。

  沈绍伦是继李詠森之后的上海水彩画研究会会长。他往往随景写情，用笔洒脱，独创了兼具中国水墨气派与西方写实功底的诗意水彩画。

  王碧梧与陆敏荪是画家伉俪。早年他们同毕业于苏州美专，日后又都于安徽艺术学校执教四十余年。

  他们的画均表现出生命、自然的活泼生机与纷繁景象，寄托着对祖国壮丽山河乃至一草一木的深情。

  此次作为一个标的出售的这500余件作品，不仅包括这六位水彩画前辈名家的水彩画，也包括他们的一些创作、教学手稿——他们都不单单是艺术家，同时也是艺术教育家。

  “水彩画传入初期，中国水彩画家斤斤于素描透视关系，色彩绝大多数都是固有色的深浅变化，待到素描基础扎实之后，色彩开始活跃起来，渐渐有了色相的差别和冷暖的关系，不再仅在意素描，而是兼顾冷暖和色相的对比，素描和色彩的关系达到和谐统一。这六位艺术家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使中国水彩画真正有了色彩。在他们之后，新一代水彩画家开始尝试色彩自身问题，试图摆脱对素描和形体的依附，甚至突破写实造型的束缚，开辟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潘耀昌指出。

  在学界看来，这500余件作品可以说连缀出中国现代水彩画第一代画家的整体面貌，颇具研究价值。他们为中国的水彩油画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中国水彩油画的新篇章。

  “这批作品大多直接来自艺术家家属。其中，冉熙、樊明体几乎毕生留下的作品都在这里。李詠森的30多件作品是目前家属留下的最精彩的一批。陆敏荪王碧梧这对夫妻如今没有后人，在这里的作品能够说是孤品了。”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运营总监、赵涌集团-泓盛空间国际董事孙佩韶告诉记者。

  她坦言：“这些老先生以及他们的作品在艺术史脉络上很有价值，我们实际上是怀着一种责任感与敬畏心将其推向市场，从梳理、出专书到策划展览、举办研讨会，出售之前的这些环节长达几年，和美术馆的工作类似了。”

  类似这样围绕一个主题的成规模的拍品，此前也陆续在大大小小的拍卖会上出现。对此，业内存在着较为一致的声音，那便是尽可能让这些拍品整体拍卖，以确保它们整体的研究价值。

  2012年，由宋版孤本《锦绣万花谷》领衔的179部近500册“过云楼”藏书现身北京匡时春拍时，就以整体标的的方式接受竞拍。当时，这两起拍卖赢得了社会尊重。反之，当一批“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以分散标的的方式现身拍场时，尽管最终成交价高出估价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标的不胜枚举，拍卖却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有人质疑拍卖方为了让拍品尽快卖个好价而未经缜密研究就匆匆上拍、甚至分散上拍的做法有拔苗助长的嫌疑。

  而对于那些具备极其重大研究价值的拍品，由国有研究机构优先收藏，或者由企业购得将其捐赠给博物馆、美术馆，在国际上是通行做法。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青铜重器皿方罍器身在纽约佳士得为湖南省博物馆以私人洽购的方式购得，完成归国合璧。拍卖前夕，来自中国湖南的收藏家群体向佳士得提出这样的洽购意向：联合购买皿方罍器身，将其捐赠给保存着皿方罍器盖的湖南省博物馆，以促成这件青铜重器“身盖合一，完罍归湘”。佳士得促成买卖双方积极沟通，最终协议圆满达成，拍品及时从公开的拍卖会上撤下，成交价仅为预计拍卖成交价的一半左右。

  “最希望这批作品回到一个既能保存好又能研究好它们的平台。公立美术馆可能最理想吧，其次嘛，私立美术馆也不错。如果随随便便落入一个买家手中，过不了多久又被送上拍场，甚至一张一张分散来接受竞价，我会很心痛的。”孙佩韶笑着说，她与她的团队像是自讨苦吃，非要圈定一个狭窄的范围。

  她也向记者透露，就这批作品与自己接洽的买家不在少数，其中有家北京的国有艺术机构表示出很大的购藏意愿。“但我们实际上还是最希望这批作品能够留在上海。毕竟，这六位前辈艺术家都与上海有关，或为上海人，或曾长期生活在上海，他们画的也多是上海、江南。”

  幸运的是，拍卖方的“执念”，得到了多为艺术家家属的委托人们的理解与认可。

  对于他们而言，同样希望自己父辈甚至祖辈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得到更系统、深入的研究，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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