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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七师是在皖江地区坚持抗战的主力部队。1941 年皖南事变后，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三纵队、皖南突围部队和部分地方武装整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任），曾希圣任政治委员，李志高任参谋长，何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旅、挺进团。
此后，七师经历了多次编制调整。1942 年 4 月，第十九旅旅部撤销，由师直辖第五十五至第五十八团和三个游击大队、特务营及教导大队。1943 年 3 月，第七师师部兼皖中（皖江）军区领导机关，部队编为含和、皖南、沿江、巢湖四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9 月，第二师六旅十六团划归第七师建制，谭希林任第七师代师长。1945 年 3 月，皖中军区改称皖江军区。4 月，第三师独立旅转隶第七师。6 月，沿江支队与第十六团合编重建第十九旅，另将沿江独立团和部分地方武装新建沿江支队。9 月，第三师独立旅归建，皖江军区及所属各军分区奉命撤销。10 月，第七师奉命编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撤离皖江地区北调山东后，改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至此，新四军第七师番号撤销。
地下交通线 月初新四军七师成立，因根据地建立晚、力量小等原因，奉行隐蔽发展方针。后来，第七师积极与周边部队联系，其与第二师及新四军军部相互联系的地下交通线，俗称“斩不断、打不烂”。
早在 1939 年 11 月，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建立了含和抗日游击区。1942 年 5 月，含和独立团成立，基本形成抗日根据地。此时，滁河以北为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防地；滁河以南为七师防地，归皖江抗日根据地。为打通联系，和含中心县委建立交通站、点等组织。10 月，含和独立团争取刀会组织，拔除日伪据点，还护送了大批军需物资。1942 年冬，七师护送物资的队伍在石灰张战斗中歼灭日军七、八十人，胜利完成任务。
七师建立初期，有一条从巢湖南岸高林桥经多地到定远县二师六旅驻地的交通线 年，七师和二师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了巢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打通了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44 年春，含和支队扩大抗日根据地，虽遭日伪顽扫荡，但多次粉碎其进攻。1944 年下半年，七师打通与六师的交通联系。1945 年 4 月初，二、七师交通线恢复畅通。和含抗日根据地战略位置重要，承担了多种重要任务。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 1942 - 1943 年，各抗日根据地面临艰难时期，而新四军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却快速地发展壮大。1941 年 5 月 1 日成立时，七师兵力不足 2000 人，抗日游击区小、人口少。到 1945 年北撤时，拥有革命武装近 20 万，根据地面积 2.25 万平方公里，有 14 个县级政权，人口 300 余万。
七师从初期靠打“资敌”和流动设卡收税勉强维持，发展成为军费充裕、伙食标准高、军装整齐、武器装备先进、财政储备充足的部队，被誉为“富七师，甲全军”。抗战期间，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对新四军的财政、物资贡献巨大。1942 年底 - 1945 年春，七师支持给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新四军五师的现款约达 5300 万元法币，上交大量军需用品、通讯器材，还多次支持二师、五师。按规定推算，至 1944 年，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不少于 1.5 亿元。七师北撤后移交的资产也相当可观，堪称战时经济的奇迹，得到众多领导的高度评价。
1942 年 8 月下旬，新四军军部急电七师筹款筹资，赖传珠参谋长派叶进明到七师督办。当时七师财经工作出色，叶进明到皖江后被任命为七师供给部部长，组成武装运输队护送物资。在石灰张村与日军血战，最终成功将物资送达。
然而，七师筹款筹物也面临困难。其主要经济来源的两种方式易产生问题，且皖江根据地政权建设刚起步，税收有限。如何开拓新财源成为重大挑战。
1942 年年底，曾希圣到军部和华中局为皖江“挖人”，争取财经、军工方面的人才。当时华中局财经委员会人才各有安排，曾希圣通过多种方式争取，最终蔡辉被调往七师。
曾希圣虽有刚愎自用的不足，但用人不拘一格，在军队和地方政权建设方面成绩非常显著。蔡辉深受谭震林、曾山器重，到皖江后受曾希圣偏爱。两人情同手足，情趣相投，他们的爱人也相处融洽。
皖江行署领导和七师军队将领人才济济。蔡辉实际主持皖江财经领导工作后，财经和军队供给等方面有明显改善，得到大家的支持。
1943 年春，张凯帆抵达皖江根据地。他与蔡辉气质相近，经历相似，私交甚深。
蔡辉不到 30 岁就有十多年革命经历。他在沙州县任职期间，迅速打开局面，做了八件大事：建立四级政权、发展抗日武装、恢复教育文化事业、大兴水利发展生产、建立群众组织、建立战略要道、整顿社会经济秩序。这些举措为抗战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沙州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蔡辉依据谭震林司令的指示，亲自掌控成立江防局，对粮食、棉花、食用油等敌区稀缺的战略物资实行“货管”。他以武力禁止对敌占区的自由贸易，转而由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实行对敌区贸易的“专营”。
蔡辉积极与上海盛慕莱、蔡志锷、朱玉龙等爱国商人联手，在上海设立地下商业中心和仓库。他巧妙利用日寇长江封锁线水上哨卡对德籍货轮不检查和上海法租界货轮码头不受日军控制的漏洞，通过内线控制三艘千吨级德籍货轮开展敌区贸易。一方面，按平价收购统管的粮、油、棉、盐运至上海高价出售，差价达3 - 4倍；另一方面，购进军队和根据地急需的大批军用物资、西药、布匹及轻工业品等。
同时，蔡辉充分的利用县政府实际掌控的“大一货船公司”和其它民营船队的航运资源，沟通苏中与敌占区上海至芜湖等口岸进行民间贸易，迅速打开局面。1941年春，沙州我方控制的十几个码头成为长江下游大江南北货运集散的中心，码头灯火昼夜通明，仅十二圩港、太子圩港每天就有四五百名码头工人上下货物数千吨。
蔡辉出任沙州县长的六个月里，通过商业税和敌区贸易，为新四军六师和军部筹款约五、六百万元（时价相当2.5 - 3万两黄金），还购进二、三百万元的军需物资，有力支撑了新四军六师、一师和苏北军部度过财政难关。
李步新曾说，蔡辉到皖江，给七师、皖江根据地带去了三笔别人无法替代的无形资产。
第一笔是蔡辉在谭震林言传身教下创建沙州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宝贵实践和经验、教训。他在江南六师创建领导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导思想和经验，对1943年以后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笔是蔡辉在六师主持地方财经委工作，参加敌伪军工委工作领导，特别是在沙州县依靠抗日民主政权和武装力量，以战略物资实物贸易为基础，建立起敌后广泛的贸易统一战线，大规模开展敌区贸易实践中形成的商战思想和实践经验。
第三笔是蔡辉在上海和苏南工作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建立起的广泛和可靠的商业、交通、情报网络，以及他经过长期商战实践，对敌区物价变化、运输和商运通道、军需品来源、金融渠道、日伪敌情等经济、政治信息全面而准确的把握。
1943年3月，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皖江区党委和皖江行署改组，原皖中财经委撤销，成立由叶进明任处长、蔡辉、倪子干任副处长的财经处，蔡辉兼货管总局局长。
财经处成立后，着重抓了几项主要工作：加强公粮、田赋和税收工作，协助贯彻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加强货物管理，以控制战略性货物和易货贸易来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多方扩大税源，主要是流通税，增加财政收入；发展公私经营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繁荣经济；成立银行，发行抗币，控制金融；保障军队、军工所需一切物资。
货管总局当时主要职能一是通过下设的货检机构收税，二是通过贸易增收。下设会计科、货管科、贸易科，兼具有财政、税收、实业、贸易四大职能。七师和皖江根据地财政收入主要是依靠“总局”实现。1943年4月，经蔡辉提议货管总局更名为皖江贸易总局。
在此情况下，蔡辉临危受命，向曾希圣、张凯帆提出七条紧急筹措资金的应对措施：调重兵沿江、沿湖、沿路实行粮食封锁，由贸易总局实行对敌区粮食贸易的垄断经营；盐业贸易国营化，由贸易总局统一组织供销；以皖中金库的名义，发行债券，回笼法币，尽快建立银行、发行抗币，控制金融；鼓励民间非货管物资的自由贸易，实行一站过境税制，由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护商队，确保商人安全，抽调干部充实基层货管机构，全面设卡收税；建立发展壮大公营经济、发展合私合营的合作社，形成公营经济的主营主导地位，带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的发展；建立汤家沟自由贸易区，开展三边特种贸易，增加根据地财力和进口所需物资；抽调一批有文化、有能力、德才兼备的县区级领导干部充实财经队伍，加强党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能力。
皖江贸易总局在无为三宫殿成立后，移师汤家沟西北部的陈家村。开辟二坝为对敌区特别贸易商港，开辟汤家沟为开放商埠。总局在汤家沟成立“集成号商行”，蔡辉化名张光华，兼任总经理，又聘民主人士沈济民出任经理。“集成号”吸收民营资本，设立“裕民号”和“正大号”，专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开设“国营利民盐号”，统控盐业批发。
“集成号”商行统一对敌区战略物资的易货贸易，出口粮、油、棉、麻、烟草、山货、土特产品，易货进口盐及布、煤油、纸张、机械设备、民用工业品、军需物资、军工物资等工业品。
周云海成立了“扬子盐运公司”，组织民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贩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汤家沟交换大米。我方在汤家沟设置“芜湖海记公司仓库”，派联络员进驻芜湖“海记号”，使其成为秘密联络站。同期，又在杨大炎名下建立集成号控管的“运通运输行”，成为沟通大江南北、敌我之间的“黄金线”。
汤家沟重新开埠通商后，万商云集，江北的粮油、土特产品流向江南，江南的工业品转口江北。每天上收的过境税最高达百万元，巨额差价刺激了长途贩运业的发展。
蔡辉恢复了与上海爱国商人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的秘密联系，授命他们以上海为根据地采购特种军需品。
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等爱国商人积极做出响应。1943年4月，他们率一批上海爱国商人赴汤家沟考查，进一步开辟了汤家沟 - 上海的特种贸易通道。
盛慕莱、朱玉龙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华物资公司”，通过拉拢伪海军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和日本顾问吉冈，利用汪伪海军军舰为新四军采购了大量军用物资、机器设备，甚至枪械毛坯、炸药、雷管等。
1943年6月，大江银行成立并发行“抗币”。初期抗币技术条件有限，为建胶印钞厂，蔡辉委托盛慕莱在上海采购设备和原辅料，并指派人员协助、督办。
盛慕莱、朱玉龙等人落实了采购事宜，还动员招聘了65个印刻业技术工人。1944年4月，他们将全部印刷设备和辅用材料运到汤家沟，过雪川率队的印刷厂全套技术班底也护送到汤家沟。20天以后，“伍元、壹元、伍角、贰角”四种面值的大江币真正开始挂牌印刷。
大江银行印制的彩版小面额币发行后，我方在金融领域取得主动权和垄断权。除上缴军部、支持各师数千万及用于敌区采购外，还兑换成美钞、日币，存入南京敌区银行，为解放战争期间华东局国区部开展对国统区经济、政治斗争奠定了丰厚的资金基础。
蔡辉在皖江地区的一系列举措，不仅打破了敌伪的经济封锁，保障了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和财政收入，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智慧和勇气，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敌区贸易引进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极大地改善了宣传与军工生产条件。据皖江根据地《大江报》总编辑舒文回忆，1943 年下半年，汤家沟集成号商行从敌占区为报社购得印刷机械、铅字、纸张、油墨等，《大江报》由油印改为拓印并组建了印刷厂。
七师兵工厂发展迅速，1943 年 3 月形成生产能力，北撤时壮大到 800 多人，能制造多种武器弹药，还可改造、维修各类枪炮，是华东军区军工生产部的主要技术力量之一。其改装的平曲两用 82mm 口径迫破击炮威力巨大，在战斗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七师军工部从敌占区购进的物资种类非常之多，大到机床，小到琴钢丝、胡琴弦，这些物资通过长江和河道源源不断运往根据地，保障了军工生产的需求。
1943 年春，为巩固扩大皖江东部和含根据地，七师以和含独立团为基础编成和含支队。该地区战略位置重要，但因多方割据，生产力破坏严重，百姓大量种植。我方设货检机构，先禁种烟无果，后实行特税仍难杜绝私相交易。
蔡辉根据含和货管处情况汇报，经曾希圣和区党委批准，决定利用资源开展特种贸易。任命赵鹏程兼任和含货管处处长，赵鹏程出身贫寒，参加过青帮，抗战后率队加入新四军。他凭借政府委令、武装力量和帮会威信，出色完成了禁烟控货任务，使和含地区财经收入成为皖江贸易总局新的财源，也推动了和含支队军工生产的发展。
抗战期间，贸易以政权为背景，日寇、都去参加了。我方利用掌握的在对敌经济战中发挥了三大特殊作用：一是通过与敌伪高层秘密交易获取情报、军火和黄金美钞；二是收买、控制敌伪军警人员，保障地下交通线和军品采购线安全；三是获取巨额利润，支持抗日救国大业。
自 1943 年春至 1944 年春，七师和皖江根据地财经收入快速地增长，财政收入比 1942 年净增长 2 倍以上。这一年的发展与张凯帆、蔡辉、谭希林三位杰出人才的调入紧密关联，他们分别在政权建设、财政工作和军队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 年春天，皖江根据地经济建设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是黄丝滩大江堤工程，由皖江行署吕惠生、张凯帆主持，1944 年 1 月开工至 4 月竣工。这是皖江地区有史以来、抗战以来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全长 13 华里，保护了 8 县 400 万亩农田和 300 万人民免遭水患，如今同等规模工程至少需 5 亿资金。
第二件是建立与芜湖敌伪占领区及上海日商的贸易渠道。1943 年春，皖江行署成立后筹策兴建大堤，但。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转变，日伪军对皖江根据地进袭能力减弱。芜湖汪子栋和日军楠木因筹粮压力，急于与我方沟通。我方通过潜伏党员获取情报，蔡辉经分析认为有交易可能，在曾希圣指示下与段洛夫制定方案。
蔡辉与汪子栋初次会面达成交易协议，根据地积压的烟草、山货成为畅销品，换到了急需的军工物资和其他用品。随后，楠木、汪子栋秘访“汤家沟”，我方做了周密的安全安排。双方进一步明确易货条件，汪子栋为我方采办军火、管制和一般物资，我方以粮食和山货作价结算。
在与汪子栋、楠木的合作中，贸易范围逐步扩大，他们还为我方提供情报、营救被捕人员、打通金融机构联系等。通过大规模“官商”贸易，我方获得大量物资和财经收入。
此外，“汤家沟”成为繁华商埠，吸引了众多上海、南京、芜湖商人投资经商。上海民族资本家潘以三与集成号合作建厂，爱国民主人士石原皋建立“安源公司”，为我方开展进出口贸易，套取了大批物资，还争取了更多爱国志士投身抗战。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七师成立芜当支队接受芜湖日伪军投降。虽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不同意向新四军投降，但楠木、汪子栋和吉村商定，偷偷为我方运送了 100 多吨物资，包括轻机枪和弹药。此后，楠木还不断为我方送来军用物资和服装。
1945 年 9 月北撤前夕，蔡辉奉命回收全部大江币。将公家一般物资标价拍卖回收大江币，收回的货币当众烧毁，到最后一批部队北撤时，市场上已无大江币流通，赢得了百姓信任。
为保障后续发展，将可出口物资变卖换法币存入敌区银行或钱庄，贸易总局将贵重物品登记在夹被心里分发给干部和警卫队员北撤时携带，到目的地缴公。
新四军第七师在皖江根据地的经济贸易斗争，展现了卓越的智慧和勇气，不仅保障了自身的发展和抗战的需求，也为根据地建设和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新的形势，新四军第七师开始北撤，分为陆路和水路两条线。陆路由曾希圣、谭希林率主力部队行进，水路则自9月起陆续展开。水路运输自汤家沟集中上船，顺江东下过南京至六合县。运输船只以贸易总局和所属长江护航队为主，江流船政办事处配合，除自有船只外，主要租用芜湖航运公司的拖轮和沿江民船。 贸易总局蔡辉亲自安排了四次大规模运输行动。第一次，赵鹏程率队护送七师参谋长、含和支队支队长孙仲德、皖江行署副主任魏文伯等千余人，乘日舰挂拖的12条大木船伪装成日军，从姚王庙出发直达淮阴；第二次，贸易总局用租用的轮船护送一百多名伤病号和五六十担医药用品至六合；第三次，包租拖轮及木船队将大江银行、印钞厂等单位的机器、物资及部分人员转移至六合，再转淮阴；第四次，吴锦章、陈力生组织船队分三批护送皖江贸易总局机关人员及区党委、行政公署的老弱病妇人员至六合。六批转移行动均顺利完成，无人员受伤或死亡和财产损失。 圆满完成北撤前善后工作后，蔡辉和段洛夫、陆学斌等率贸易总局及地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挥泪告别皖南人民，从无为汤家沟出发，经斗家坝过巢湖，再登陆步行，经多地辗转至洪泽湖登船，最终到达淮阴，驻在王营镇，行程历时一个多月。
北撤后，为在新形势下开展国统区贸易，组建了两套班子。一套由蔡辉带领吴锦章、陈力生等随七师主力北撤；另一套由沈君常、吴谷泉、舒展民赴上海建立联络机构，原上海人员重组公司待命，蔡志锷负责调度经营。 1945年11月，北撤至淮阴后，皖江行署撤销，大部分机关人员编入苏皖边区政府，主力部队进驻山东枣庄，七师师部在淮阴成立留守处。1946年2月，以原贸易总局干部为基础，在淮阴成立“大成贸易公司”，与七师留守处合署办公，归曾希圣、李步新直接领导。因原皖江贸易总局对外名号为“集成号”，取其集大成之意命名。蔡辉任经理，吴锦章、谭伟任副经理。 1946年3 - 7月，大成公司迎来鼎盛时期，客商云集，财源茂盛。然而，当时七师面临失去财税来源的困境，大成公司支撑起了师部直属机关、报社、文工团、后勤、警卫部队等的开支，以及皖江和皖南敌区的革命斗争花销。 不久，国共和谈破裂，两淮遭轰炸，大成公司奉命转移至山东莒南县的萍上。到达后，迅速重整旗鼓，以安东卫为进出口港口，在日照县涛雒增设分公司，利用海运重开商道。春节前后，业务重新恢复。 1947年2月，新四军撤编，华东局以七师留守处为班底成立国区部，曾希圣、李步新、黄耀南出任正、副部长。应曾希圣要求，大成公司划归国区部直属。其工作重点除筹款筹资外，还要打通海上交通线，为南下敌后的军政人员提供经费和护送。为此，大成公司将上海摊子统交上海工作组领导，蔡辉重点抓山东 - 上海间海上交通线的开辟。这条交通线月山东部队转外线作战时才中止。
蔡辉在1940 - 1949年的十年战争环境中，在谭震林、曾希圣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创造性提出和践行“以商养军哺民”“特区特贸”“建立广泛的抗日经济统一战线”。他以对外贸易为手段，以码头为枢纽，开辟了华中根据地与上海、芜湖等沦陷区城市的城乡商品航运通道，创造了根据地原料产品输出和敌占区工业品、军工产品输入及财政收入增长的战时经济奇迹。 同时，他建立起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组建了一支打不烂、压不跨的对敌经济贸易先锋队。这支队伍中有人，也有爱国志士，他们冲破敌人封锁，为我军输送战略物资，提供巨额资金，建立地下交通线，掩护干部进出敌占区。十年间，队伍核心无人叛变、脱逃、贪污，未出现重大事故，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解放后，从“汤家沟”走出的人成为安徽、上海等地经济建设的创业型领导。他们廉洁奉公，在历次运动中无人因贪腐被追究。然而，1952年春，蔡辉在“老三反”运动中含冤去世。他严守党的“特贸”机密，面对不实指控，不堪忍受冤屈，以死明志，年仅38岁。直至1982年后，这段史实才逐渐出现在地方党史史料和老回忆录中。
（一）华东战局变化与指挥分歧 1946年9月19日，淮阴失守，标志着华中战局重大变化。此前，华东地区的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存在不协调因素，亟需统一指挥。中央决定山野与华野合并，陈、粟、谭统一指挥，但陈毅在指挥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引发了华中分局部分的不满。 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等认为陈毅在指挥作战时存在动摇和不坚决的情况，如攻泗城决策失误、不重视两淮防务等，导致两淮失陷。此外，陈毅在部队合并问题上拖而不决，仍保持两个机关，不采纳他人建议，其指挥布置还可能会引起淮海地区丧失，威胁华野安全。
（二）陈师庵会议与战略思想统一 1946年10月中下旬，陈师庵会议召开。会议旨在解决华东和华中党内、军内的分歧意见，消除两军隔阂。陈毅以大局为重，接受批评，苦口婆心地做说服工作，使领导干部统一了战略思想。但饶漱石向中央提出“以粟代陈”，和毛主席对陈毅在淮北作战表现不满，拟派协助指挥。陈毅表示欢迎，但未到。 10月15日，中央指示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会议还决定陈士榘接任山野参谋长职务，拆分重组第七师。（三）七师改组的详细的细节内容 1946年11月，华中军区报告调整第七师编制及干部配备。七师二十旅编散，部分补充六师和一师，部分与十一纵队合并。新七师由成钧任师长，赵启民任政委，林维先任副师长等。原七师领导谭希林、曾希圣、李步新等另调他用。 新七师下辖第五旅、第十九旅和特务团。后来，华东野战军成立七纵，新七师改编为第七纵队，达到完整三旅编制。对于七师拆编，部分起初想不通，黄火星耐心做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服从革命工作需要。 新七师组成后，两个旅未会合即分头执行任务。十九旅参加第二次涟水城防御，新七师率五旅参加宿北战役。新四军第七师主要领导大部分先后另调，为革命事业在不同岗位继续贡献力量。 对于七师突然裁撤的情况，季鸿在回忆录中提到，原七师部分领导干部存在骄傲自大、不尊重华东局和华野领导的问题，华东局最终采用了拆散重组方案，解释后消除了原七师干部的误解。客观而言，选择成钧 - 赵启民为军政主官，对七师的发展更为明智和正确。
在人脉关系方面，成钧、赵启民长期奋战在津浦路东西两侧，五旅更是二师的主力部队。华中的领导人邓子恢、谭震林、粟裕等人对他们的了解和熟悉程度，远超战斗在皖南和沿江地区的谭希林、曾希圣。而且，成钧、赵启民打硬仗、恶仗的军事能力，早在淮南战斗中就得到了充分证明。
从战斗力而言，十九旅虽是主力部队，但在打硬仗、恶仗方面，五旅更胜一筹。以苏北“七战七捷”为例，粟裕曾四次请求调五旅南下参战。
1946 年 6 月 27 日，粟裕建议将五旅调往相关地区参战，还提及必要时可从九纵抽调三个团，共十一个团参战。若山东有生力军到七分区，九纵便可南下，苏中主力则以扬（州）泰（州）为进攻目标，钳制顽军西移。
7 月 25 日，当面尚有顽十个师（旅），而粟裕仅能集中三万五千人的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短期内难打开更大战局。他担心保不住天长与盱眙，便建议在淮北战役未大打时，将五旅调至苏中参战。
陈毅于 7 月 27 日复电，提出“五旅不改东调仍留，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28 日再次强调“五旅不宜东调，因津浦线是主战线已苦兵力不足”。
8 月 1 日，粟裕再次电告，天长、盱眙已失，五旅等部留在淮南作用不大，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认为只要苏中局面打开，淮南形势也可能改善。
陈毅接电报后致电中央，认为张、邓、粟、谭舍不得苏中，主力在该地打转，而淮南在全局比苏中更重要。
粟裕 8 月 5 日第三次致电，坚持五旅到苏中参战，还在电报最后用了“斗胆直陈，尚祈明示”。
8 月 7 日早晨，粟裕报告“歼敌良机已到”，第四次建议在淮南的第五旅东调苏中参战，以便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最终，和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指示陈毅和华中分局“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陈毅于 8 月 8 日复电粟裕，同意以一师、六师、七纵及五旅集中东（台）海（安）间待机歼敌。华中野战军政委谭震林率领第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到海安参战，这是成钧到新四军以来第一次在粟裕指挥下战斗。五旅于 8 月 4 日调到苏中参加作战，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中后三捷，毙俘敌一八七旅少将旅长梁守林以下 4000 余人。
新四军第七师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统一编成的 7 个主力师之一。1941 年 3 月，由无为地区的游击纵队、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队合编而成。师长张鼎丞（未到任），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十九旅，旅长孙仲德，政治委员曾希圣（兼）；挺进团，团长林维先，政治委员彭胜标。后参谋长李志高因被怀疑杀害项英、周子昆被审查而自杀，原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接任。
1943 年 3 月，成立皖江军区，第七师师部兼军区机关。第十九旅和地方部队统编为沿江、含和、皖南 3 个支队，分属 3 个军分区，另有独立团。同年 10 月中旬，军部令谭希林率第六旅第十六团进入皖江，并代理第七师师长。此时，代理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孙仲德，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含和支队兼含和军分区、沿江支队兼沿江军分区、皖南支队兼皖南军分区。
1945 年 3 月，皖中军区改称皖江军区，领导机关仍由第 7 师兼。4 月，第 3 师独立旅划归第 7 师指挥。6 月 16 日，以沿江支队主力与第 16 团合编，重建第 19 旅，另以沿江支队独立团和部分地方武装重建沿江支队。8 月，第 7 师开展大反攻，先后攻克无为县城和望城岗等日伪军据点 40 余处，歼敌近万人。9 月，第 3 师独立旅归建，第 7 师免兼皖江军区领导机关。10 月，第 7 师编入津浦前线 师，所属部队编为第 19、第 20、第 21 旅，撤离皖江地区。在抗日战争中，第 7 师共歼日伪军 2 万余人，部队发展到二万余人，组建地方武装 7000 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七师奉命撤出皖江根据地。1945 年 9 月下旬，十九旅分三个梯队开始北撤淮阴。部队撤离北上时，大家担心卷土重来祸害家乡百姓，经黄火星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队顺利完成北撤任务，受到陈毅司令员的表扬。
不久，黄火星和十九旅奉命开赴山东台儿庄，与二师及四师之九旅和山东军区一部分主力组成山东野战军。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在淮北战场上，敌人 7 月中旬沿陇海路东犯，林维先、黄火星率部先后参加了山东野战军发起的朝阳集、泗县和宿北战役。
1946 年 9 月，新四军 7 师 21 旅和 20 旅相继撤销。21 旅番号撤销后，部队并入第 20 旅。10 月，第 20 旅拆散，补入华中野战军第 1、第 6 师。61 团调入陶勇第一师，和特务团组建 2 旅，后华中特务团调入成为完整的第 2 旅。
新四军 7 师第 19 旅 57 团和繁昌、铜陵、芜南地方武装组建的新四军第 7 师皖南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7 师 20 旅，到山东后改称津浦前线 月调入华中野战军第 6 师为 17 旅。58 团和 59 团加上滨海军分区第 2 团，组建 6 纵 17 旅。
第 7 师师部率第 19 旅与华中野战军第 11 纵队合并，仍称第 7 师。师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副师长林维先，参谋长胡定千，政治部主任黄火星（孟良崮时候为副政委）。新四军 7 师方面，仅有林维先和黄火星算是新四军 7 师代表，而且林维先也是江北指挥部调来的。后来 7 师参谋处长张元培调任 7 纵副参谋长。下辖第 5、第 19 旅和特务团（由原淮南军区独立第 5 团改称），后来特务团和鲁中独 4、6 团组建 21 师。
1946 年后，新四军 7 师主要领导大部分另调。核心人物、7 师政委曾希圣任华东局统治区工作部部长；7 师长谭希林任豫皖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7 师副政委李步新任华东局国统区工作部副部长；7 师参谋长孙仲德奉命随队北撤，担任华东党校校委委员和第一队队长。1946 年 5 月，临时调入的原 4 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调华中军区新一师任副政委（师长兼政委粟裕）。七师政治部主任何伟到了东北，去了哈尔滨。
七师十九旅旅长林维先任七纵队副司令员，1948 年秋，任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司令员，詹化雨接任副司令员。七师十九旅政治委员黄火星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1949 年 1 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五军政治委员，8 月改任第二十九军政治委员。
张元培，新四军后军需处长，皖南事变中冲出重围回到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后派到新四军七师担任参谋处长。解放战争期间，新四军移军山东，张元培担任华野七纵副参谋长、华野后勤司令部参谋长。
赵启民回忆，1946 年 6 月，他率五旅南下，加入华中野战军序列。当年九月，五旅和淮南独立五团合编为 11 纵队，11 月又和原七师 19 旅和师直属机关部队合编为新七师，恢复五旅，独立团改称师特务团。1947 年初，于陇海路北华东部队统一整编，新七师改称第七纵队，旅改称师，19 旅改称 19 师，五旅改称 20 师。莱芜战役后，20 师 59 团（原 14 团），与山东两个地武团合编为 21 师，59 团改称 61 团，19 师 57 团调入 20 师为 59 团，特务团调为 19 师 57 团。改编为七纵时，司令员成钧，副司令员林维先（后詹化雨），赵启民任政委，参谋长胡定千（后冯文华），参谋长张元培，政治部主任黄火星。
19 师原是七师主力旅，其 55 团原为二师 16 团，是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红军的一部，56 团是皖南过来一个多营老部队发展的，57 团虽新但能打，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和战功的主力部队。
成钧回忆，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经过两年多内线作战锻炼和新式整军运动，军政素质有明显提高。在淮海战役中，第一阶段参加了突破运河、切断陇海路、阻击徐州之敌东援等作战，第二阶段参加了攻歼敌黄维兵团作战，第三阶段担任华野预备队，随后参加了渡淮河作战。当时成钧是七纵司令员，赵启民是政治委员，詹化雨是副司令员，冯文华是司令部参谋长，黄火星是政治部主任，张元培是司令部副参谋长，张崇文是政治部副主任，共同指挥了纵队的作战。
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新四军七师是新四军唯一成建制撤编两个主力旅的师，原师部实际上被撤消，原来的师级主要干部基本调离。但这并不是因为新四军 7 师部队干部太差，7 师 19、20、21 旅的旅团干部绝大部分是皖南突围出来的老红军老干部；也不是兵力严重不足，七师北撤时候总共三万多人；说没有经过正规战锤炼、打硬仗恶仗不行也有待商榷，五师的情况不会比七师好，而且就算是陶勇 4 纵和王必成 6 纵，大部分团队也是临时调入的地方团队。
新四军七师司令部旧址纪念馆位于无为市红庙乡海云行政村。原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褒扬七师先烈于 1995 年 10 月建成。新馆于 2012 年始建，2014 年 7 月 1 日开馆。纪念馆占地面积 26400 平方米，设有“皖江抗日起怒潮”“血泊中诞生的新四军第七师”“第七师健儿驰骋皖江”“永远的丰碑”等 8 个展厅。2016 年 12 月，新四军七师纪念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
作者简介：伍传平，安徽无为市人，汉族、男、1968年出生、1986年10月入伍、党员。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马鞍山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当涂县摄影家协会会员、马鞍山市博望区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会员、马鞍山市作家协会会员、当涂县作家协会会员。
